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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商時報【元大中國平衡基金研究團隊】剛結束的G20會議，為中美帶來繼續談判的機會，回顧這一年多來的多次貿易談判，在妥協與破裂中反覆前進。雖然達成了很多採購合約，但核心條款遲遲無法達成共識。前中國駐WTO觀察員、前中國入世談判代表馬曉野博士曾提到，中美的摩擦因素之一是對英文理解的差異。美國貿易代表反覆強調reciprocal的立場。reciprocal在中方被理解為互惠，因此在歷來的多次貿易談判，中方的談判策略都是增加對美採購量。而美國的意思則其實是對等，川普還改用了mirror鏡子這個詞，來強調對等。美國強調的對等，指的是自由市場經濟的競爭原則，包含了國家不從事盈利性產業活動，智慧財產權保護，引入國際標準和執行機制，確保公平競爭環境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。也就是由市場競爭定價，實行真正的由市場配置資源。美國是這樣做的，所以也提出了對等的要求。任何國家的外交官對英文的理解能力其實不用懷疑，中國規避對等的承諾，當然是主動選擇的策略。在中國看來，政府必須控制金融、土地、礦產資源，所有的生產要素都是政府的。如果接受對等的結構性條款，就意味著國家從經濟領域退出，國有企業私有化。失去各種生產要素和產業的壟斷權，政治利益集團就會自斷財路。因此中方願意讓步的就是讓貿易順差減少，盡量增加進口。其實，中國的貿易困境也不是孤例，之前日本、台灣、韓國都遭遇過。研究日、韓、台這些東亞國家的歷史案例，都是偏重出口去累積外匯，但依賴資本管制及貿易保護，直到被美國壓迫而部分開放。對照東亞模式的反例，就是傳統OECD（經合組織）國家，浮動匯率、資本自由、土地流通開發沒多少阻礙。美英加澳和歐元區官方外匯存底僅7,000多億美元，僅占全球外匯存底6％，約當等於香港及新加坡兩地合計。兩者的差異在於國家官僚的思想，東亞國家僅是承認市場機制，認同不能沒有市場；而西方國家則是相信市場機制，認為政府不需過度干涉，自然也不必有太多外匯存底。中國如果像20世紀70年代的日本那樣，繼續躲避重量級的改革，預計將面臨艱難的國內形勢和危險的國際環境。日本當時體量相對較小，國防上依賴美國不得不妥協，但拖延改革導致失落的20年。而中國的體量太大，各方可能未必有如此強的耐心彼此磨合，尤其未來各國政客在民意壓力下可能出現的指責，例如美國總統川普。社會認知與政府管理水準的提升，通常會慢於市場和技術的進步。目前中國仍留下大量有悖常識的政策，國土廣袤卻效仿香港的地產模式；人口規模巨大卻仿效四小龍的出口模式；已經改革開放，仍勒緊農民產權；資金不再稀缺，仍保留關稅壁壘、外匯管制、資本市場管制。中國方面逐漸認知到這個事實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中指出，經濟存在下行壓力，其中既有週期性因素，但更多是結構性、體制性的。因此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達沃斯論壇提到，中國要深化金融業開放，原定在2021年取消證券、期貨、壽險、外資控股限制，現在將提前到2020年開放。中國改革的阻力很大，目前還缺一場商鞅式的變法。此時的中美貿易戰，甚至新冷戰，或許能夠刺激出真正的牛肉，除了已經宣佈的減稅，減少官僚組織，簡化行政流程，放鬆管制，打破壟斷等等。市場看到改革的誠意了，牛市也就確認了。